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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政治制度,为什么一成功就会崩溃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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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学新说(八)
作者 | 罗马主义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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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初最著名的儒学大师贾谊,其实是个小鲜肉,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看,他还是一个标题党,最喜欢的套路,就是不转不是中国人。

他在写给汉文帝的奏章《治安策》里,一上来就是:“皇上,现在情况好危急呀,太多的事都让我忍不住为您痛哭,为您流涕。”
痛哭流涕这个成语,据说就是来自这篇文章,不过他这个文风实在是有点惊悚,按理说汉文帝的时候,国家风调雨顺,人民安居乐业,可是在贾谊的嘴里,却是在暴风雨的前夜。
如此的贩卖焦虑,难免有点哗众取宠之嫌,放在今天,早就被封号了。
所以宋朝官员刘挚在给宋哲宗上疏时,援引《治安策》这段掌故,都觉得自己虽然属于文化不多屁话多的那类人,但对于这种文风,还是有点看不下去。
不过刘挚说到这里,话锋一转,马上又强调,贾谊虽然肉很嫩,脸皮很厚,又喜欢无事生非,但他这个喷子却一喷一个准,他的所有预言全部都应验了,所以贾谊是个牛人。
贾谊还有一篇更厉害的文章,就是《过秦论》,不知道今天还在不在中学课本里。
在这篇文章里,他探讨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,那就是为什么像秦朝这么牛逼的制度,连两代都撑不下去呢?
说起秦朝,就必须要说商鞅变法,一说商鞅变法,我们又会想到韩非和李斯这些人,还有后来的斯大林主义,毕竟他们都是一丘之貉,那他们的做法对不对呢?
我觉得至少在他们形成的那一刻,都是合理的,为什么呢?
还是以秦国为例,为什么它会接受商鞅变法,肯定不是因为秦孝公吃饱了撑的,而是因为秦国刚刚丢了西河之地,也就是今天的黄河西岸。
前面我们讲了,李悝变法之后,魏国一度成为战国第一强国。
名将吴起率领的魏武卒,最远甚至攻到了今天陕西的渭南市,离后来的秦国首都咸阳,也就是一步之遥,而且魏军长期驻扎在陕西的大荔县附近,这就意味着潼关天险,已经在魏国人的掌控之下。
没有了黄河和潼关这些天然屏障,魏国人随时都能来秦国“串”个门,这要是万一哪天他们想通了,越过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,直接打到当时秦国的首都雍城,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宝鸡附近,并不是一件太大的难事,因为秦国人已经无险可守。
这就是商鞅去套路秦孝公的时候,秦国所面临的艰难处境。
所以秦孝公为什么对强国之术这么感冒,那是因为别人的刀,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前。
因此商鞅最初给秦孝公讲孔孟之道,是讲的一个国家该如何和谐发展,秦孝公听着不耐烦,那是因为秦孝公现在翔都堵到屁眼上了,正急着找茅厕,可是商鞅却在那里哔哔,卫生间该怎么装修才有格调。
幸好商鞅这人有眼力,一下子就看透了秦孝公的心思,第二次给秦孝公上课,就直奔主题,你想一夜暴富,那我就教你传销诈骗。
因此商鞅后来开出的那些猛药,也只有秦孝公才吃得下去,毕竟是因为形势比人强。
这就和上个世纪初,苏联遇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,为什么苏联最后搞出了一个斯大林主义,也是因为对他们来说,活下去才是一切的关键。
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个词,虽然在俄语里是多数派的意思,但其实苏共是少数派。
这倒不是因为列宁是拿着德国人的钱搞了革命,也不是因为他签了有点卖国的《布列斯特合约》,这些都是权宜之计,都可以原谅。
真正让他们着急的,是因为沙俄是一个农业国家,农民才是绝大多数,而布尔什维克依靠的工人阶级,在当时的俄罗斯,除了像圣彼得堡、莫斯科,基辅,明斯克等等,这些不多的工业城市之外,其他的地方,基本为零。
而自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,搞了土地改革之后,俄国的农民已经属于有产阶级。
既然沙皇给了他们这么大的优惠,他们自然是要把沙皇叫爸爸的。
所以他们和无产的工人阶级,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,其中的大多数人,甚至更倾向于白军一些。
你只要看过俄罗斯的这段历史,你就会发现,他们一会不卖粮给城里人了,一会又暗中支持白军了,反正处处和布尔什维克作对。
当然按照以前的苏联历史书,这些人不是地主、富农,就是各种坏分子,但是按照俄罗斯最新解密的资料,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脱不了干系。
而且在内战期间,农民参加白军的,基本上都是自愿,加入红军的,反而绝大部分是被抓的壮丁。
那这帮人既然这么不可靠,红军为什么还有强迫他们上战场呢?
毕竟打仗还是要靠人多,光靠大城市里的那点工人,是没办法打赢内战的。
那靠着少数信仰坚定的工人阶级,外加一大群三心二意的农民,红军最后为什么能赢呢?
现在很多人写书研究这个问题,得出了下面这个结论:
一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核心是工人阶级,工人阶级天生就习惯了统一领导,所以组织力超强,很容易就变成一块铁板。

而白军大部分来自农村,农民可不习惯被人管,所以大家谁都不服谁,动不动就内讧,自然就是一盘散沙。
二是工人阶级习惯了计件制度,效益工资,对奖惩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,所以很快就能把这一套,运用到军队的管理上。
比如十月革命的创始人之一,托洛夫斯基就率先创立了督战队,也就是后来特务组织契卡的原型,契卡特别侦察部队。
这支部队主要由革命思想最坚定的水兵和工人阶级组成。
当时被称作:“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特别惩罚部”,简称“特别惩罚旅”,他们的任务是跟在红军后面,立即处决那些从阵地上逃跑、后退或者冲锋不勇敢的士兵和军官。
还有一个任务,就是搜刮“地主”和“富农”的“多余”粮食,喂饱大城市的工人阶级。
而白军里主要的军官和士兵,几乎都是来自农村,大部分都是熟人。
农村里人情味重,不像城市里套路那么深,干这些有点下不了手,导致了奖惩制度不明确,这很可能才是他们战败的关键原因。
毕竟在残酷的现实里,血淋淋的战场上,谁更能卷,谁才能赢。资料来源:Daniels, Robert V.,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in Russia: From Lenin to Gorbachev, UPNE (1993)
因此在1918~1920年的苏俄国内战争时期,布尔什维克搞的“战时共产主义”,不管今天听起来让人有多么的窒息,但它实现了它的目的,就是击退14国的干涉,打败各路白军。
当世界变成了不是你放我的血,就是我要你的命的时候,只有一种逻辑是合理的,那就是生存。
就拿苏联来说,如果没有斯大林主义,他们就不可能在诺门坎打败日本人,在莫斯科挡住希特勒,在斯大林格勒扭转战局。
那他们就会遭遇当时中国人的命运,任由侵略者拔城掠地,烧杀抢掠,到处搞大屠杀,叫天天不灵,叫地地不应,甚至差点亡国。
回到战国时代,秦国也是如此,如果秦国没有接受商鞅的变法,白起率领的就不是虎狼之师,就会输给纸上谈兵的赵括,毕竟已经学会了胡服骑射的赵国人,战斗力也是空前强大的。
那就不是白起坑杀了40万河北人,而是赵括去活埋了40万陕西娃了。
所以一个制度是不是合理,是要看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,离开了时代背景,空谈制度好坏,其实是毫无意义的。
如果我们想明白了这个问题,其实我们也就能想明白另一个问题,那就是为什么无论搞了商鞅变法的秦国,还是奉行了斯大林主义的苏联,这些政治制度,为什么一成功就崩溃呢?
这其实不是商鞅错了,也不是斯大林的原因,而是这种事干久了以后,很容易把手段当成了目的。
所以无论是李斯还是赫鲁晓夫,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,都忘了最初商鞅和斯大林,他们这么干的目的,是为了生存,而他们所采用的极端手段,只是迫不得已。
就像李斯忘记了老师荀子的教导,统一是为了消除战争,重建儒家的和谐社会一样,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忘记了,当初列宁他们搞10月革命,是为了建立一个人人幸福的共产主义,而不是让苏联变成一个特权社会。
对于苏联来说,二战后的国际形势,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,由于核武器的出现,基本上锁死了大国之间热战的可能,这就给了苏联重新调整政策的空间。
但是斯大林的那些继任者们,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时代的变化,一天到晚还想着和美国决一死战,过分地穷兵黩武,消耗了苏联绝大多数资源,这就让他们没有能力,去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。
而对于冷战来说,竞争的关键,已经转向了社会的治理能力,科技和经济这些软实力。
科技强则军事强,经济强则人民富。
这样才能体现出制度的优越性,如果苏联人的生活,能让全世界羡慕的话,苏联根本就不可能解体了。
所以虽然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本人,但他并不反对斯大林主义,其后的勃利日涅夫也是如此,因此苏联的失败,就是把自己困死在了,已经不合时宜的斯大林主义里了。
同样,当秦国统一了六国之后,还是应该回到儒家的老路子上去,毕竟法家的本质,有点像武学中的七伤拳,威力固然大,副作用也不可以小窥,一味的用强,最终只能吐血而亡。
可惜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李斯,都已经习惯了路径依赖,竟然以为七伤拳是武学的唯一真理,所以秦朝的灭亡,本质上也是没有与时俱进。
这些为了适应极端条件而产生的极端制度,都属于以毒攻毒,用久了,肯定浑身是毒,因此他们的成功之日,往往也就是他们的毒发之时。
这才是眼看着他们起高楼,眼看着他们楼塌了的关键原因。
因此法家思想的初衷,是让儒家治理天下的方式,能够适应战国时残酷的国际环境,但是等到大一统的秦朝建立之后,却没有及时地修正,重回儒家最根本的原则,以“仁义”为本。
所以法家从此变成了残暴和失败的代名词,成了过街老鼠,人人喊打。
西汉初年的时候,儒家知识分子们为了重新找回儒家理论的合法性,就开始了积极地和法家思想做切割,把儒家和法家,硬生生地变成了两门对立的学说,这就有了贾谊的《过秦论》。
不过抛弃了法家之后,该如何让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孔孟思想落地,他们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案。
毕竟在周公那个时代,亲情的建立是靠着血缘关系,但是在一个大一统的社会里,人和人之间都是陌生人,那又该如何来实现彼此的认同,建立这种亲情关系呢?
同样,周代统治者的权力合法性,是通过礼法制度,分清楚远近亲疏,长幼顺序获得的,但是汉家的皇帝,是马上得天下,靠的是拳头大。
但光靠拳头大,凭什么就能成为全天下信服的“爹”呢?
所以即便汉家天子很喜欢儒家的学说,但却并不采纳,因为此时的儒家学说,在逻辑上有硬伤。
更何况汉初的皇权并不稳固,而最大的威胁,恰恰是因为学了周公之法,“封建”诸侯。
刘邦后半辈子,一直都在和异姓诸侯做斗争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搞定了韩信英布等人。
等到汉文帝上台之后,同姓诸侯又纷纷崛起,尾大不掉,匈奴的威胁也越来越大,“强爹”又再次变成了政治需要。
而“强爹”最好的办法,自然又是法家那一套,但秦亡之后,法家恰恰又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,那该怎么办呢?
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,汉初的皇帝束手无策,再加上残酷的秦末战争,造成了人口锐减,经济发展陷入了严重的倒退,也经不起再次折腾。
所以他们干脆选择了躺平,做缩头乌龟,也就是采纳黄老之术,搞无为而治。
但无为而治并不能消解这些矛盾,匈奴的威胁如芒在背,越来越强大的诸侯,早晚也要挑战中央,平静的水面下,酝酿着巨大的政治风暴。
所以贾谊才在《治安策》里说:“臣窃惟今之事势,可为痛哭者一,可为流涕者二,可为长太息者六;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,难遍以疏举。进言者皆曰:‘天下已安已治矣’,臣独以为未也。”
贾谊的政治思想,归纳起来无非就是如下三点:“削弱诸侯”、“分化匈奴”和“重视民生”。
这三条其实都是为了让汉家天子,获得统治的合法性,但是在具体的施政策略上,却又是互相矛盾的。
因为前两点又要走回“强爹”的老路,那就意味着又要折腾,而折腾老百姓就过不好,这就和贾谊在《过秦论》里的说法相矛盾,因为在这篇文章里,他认为让老百姓过得好,才是一切合法性的基础。
而如果想让老百姓过得好,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折腾,但不折腾又怎么去“削弱诸侯”和“分化匈奴呢”?国家又怎么可能长治久安呢?
因此虽然后世的学者对贾谊的评价很高,但是在汉代,大家觉得他不过就是一个嘴炮。
所以班固在《汉书·贾谊传》里说,贾谊这个人,年轻有为,但是没被重用也别不服气,因为他的文章虽然洋洋洒洒,但大多不切实际,因此班固强调,他并没有收录贾谊的所有文章。
所以汉初的政治家们,终究还是看不上儒家,他们觉得法家太狠,孔孟太蠢,儒生自己的说法都前后矛盾,又怎么可能让全天下相信呢?
一个在理论上都站不住脚的学说,用它的危险恐怕比不用更大。
这个想法其实是很高明的,因为一个理论如果漏洞百出,而且你早就和它没了一毛钱的关系,却偏偏要说自己是这个学说的拥趸,那别人就会利用这个学说存在的毛病,来攻击执政者的合法性,这不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挖坑吗?
汉初的皇帝既然也想不出什么高招,于是干脆学鸵鸟,眼不看,心不烦,得过且过,没想到这个态度,终于酿出了惊天大祸,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?
这件事为什么促成了儒家,终于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呢?
欲知后事如何,请听下回分解,如果觉得本文有点意思,别忘了分享和点赞,谢谢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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