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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神仙为什么不太神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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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学新说(十四)
作者 | 罗马主义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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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,那大概就是中国的神仙不太神。同样是到庙子里烧香,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最大的不同,那就是中国人为的是无数个小目标,而欧洲人只有一个大信念。
中国人求的无非是升官发财,娶个漂亮媳妇,而外国人求的是进入天堂,修仙成功。
所以中国人求仙拜神,大多都是临时抱佛脚,有需要时才跑寺庙,而外国人则是为了人生的意义,自然就不敢有片刻的松懈。
这就带来了双方对神仙的不同态度,中国人对神仙的要求不高,自然也就可有可无,而外国人为的是人生的意义,那就必须时刻团结在神仙周围。
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们,主要是士大夫阶层,对鬼鬼神神这些东西,都是敬而远之,甚至半信半疑的态度,更多地是把宗教当成一种政治手段。
东汉时期,甚至有一个叫做王充的知识分子,专门写了一本叫做《论衡》的著作,系统性地论证,鬼神之说,不过是一种迷信而已。

这种事要是放在西方,马上就会有人把他绑到火刑架上,让他尝尝变成烤串的滋味,看看以后还有没有人,再敢胡说八道。
可是在中国,知识分子们对这个话题,居然是津津乐道,充满了恶趣味。
东汉末年,著名的大学者蔡邕,也就是写出胡笳十八拍的那个才女,蔡文姬的父亲,一次到江东出差,偶然读到了这本书,立刻如获至宝,带回家后秘不示人,想独占这份学术成果,用来显摆。
结果他的朋友发现,他从江东转了一圈回来之后,酒桌上侃大山的能力,突然出现了指数级别的增长,就怀疑他在江东找到了吹牛秘籍,结果到他家中去翻,果然发现了这本书,于是硬抢走了几卷,看完了之后,不由得啧啧称赞。
后来魏晋名士的所谓清谈,也就是一群知识分子凑在一起,讨论一些玄而又玄的问题,也是经常拿神仙开涮。
既然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,对神仙的态度是如此地不恭,但是当蔡邕的朋友发现了这本书的时候,蔡邕却告诫他不要外传,这又是为什么呢?
说到这里,我们就要谈到另外一本书,叫做《白虎通义》。

公元79年,东汉第三个皇帝,汉章帝刘炟,组织了政府内部和民间的所有儒学专家,在洛阳白虎观召开了一次会议,目的是对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儒家学说,进行一次官方鉴定,找出唯一正确的一种,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
前面我们讲了,王莽的篡权和改制,都是打着儒家的旗号搞的,这就造成了很坏的影响,所以东汉政府,如果想继续用儒家思想,作为合法性来源的话,就必须肃清王莽的余毒,防止再有王莽这样的人出现。
西汉的时候,儒家学说有两个流派,一个叫做古文派,一个叫做今文派,这两个流派的差异,如果我们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,来做个比方的话,古文派就是严格信奉德语版的马克思原著,而今文派就是各国按照自己的革命实践,重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。
而王莽的篡位和改革,依据的是古文派的学说,属于极左那一帮人,自然就必须批倒批臭,而今文派主要是信奉的董仲舒的学说,自然就必须发扬光大。
由于董仲舒学说的核心,是天人感应,于是汉章帝亲自带着东汉的这群最高知识精英们,开始了一场造神运动,试图把儒学宗教化。
可是中国人从骨子里,就对神仙不感冒,对宗教没灵感,折腾了半天,弄出了一个迷信和巫术的大杂烩,也就是让谶纬神学官方化了,那这又是一个什么玩意呢?
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都知道,反董联军逼近洛阳之后,李儒想让董卓退到长安,就对董卓说,街市上就流传着一首儿歌,“东头一个汉,西头一个汉,鹿走进长安,方可无斯难。”所以你必须立刻离开洛阳,前往长安。
那为什么迁都这么大的军国事务,要以一个儿歌作为理论依据呢?
因为这个儿歌就是谶,属于一种神秘的预言,对这个儿歌,按照儒学经典进行的解读,就叫做纬。
那这个发源于秦朝末年,在西汉时期盛行的,充满了巫术气质的算命先生把戏,又怎么会成为国家的宗教呢?
这就不得不说一下,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发家史。
按照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上》的记载,刘秀打下了长安之后,有一个叫强华的人,送来了一个赤伏符,上面写着:“刘秀发兵捕不道,四夷云集龙斗野,四七之际火为主”的神迷谶言,随即被解释成上天选择刘秀成为天子的预言。
这本来很可能是刘秀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,又或者是有人投机取巧,但没想到立刻收到了奇效,顿时让刘秀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,得到了空前的增强。
刘秀突然发现,编几个神神叨叨的儿歌,画几个狗屁不通的符篆,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,于是就开始有意识地用谶纬神学,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来源。

那既然谶纬神学这么有用,到了汉章帝编《白虎通义》的时候,自然就给了它官方地位。
所以蔡邕不让他的朋友,把王允的《论衡》到处传播,就是不想触碰这个政治禁忌。
可是从蔡邕和他的朋友,对《论衡》的态度,我们也可以看得出,东汉上层的知识精英,对谶纬神学是嗤之以鼻的,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,你可以乱编几首儿歌来证明你的政治正确,那我为什么不可以乱画几个符,来对你进行政治攻击呢?
所以连董卓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军阀,都学会了这个玩法。
按照《后汉书·杨震付曾孙彪传》的记载:
董卓大会公卿曰:“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,光武宫洛阳,于今亦十世矣。案《石包谶》,宜徙都长安,以应天人之意。”
因此发展到后来,谶纬神学就变成了政治谣言的来源地,东汉试图对儒学宗教化的第一次努力,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,从南北朝的刘宋开始,谶纬神学受到了此后历朝历代官方的查禁,逐渐式微。
而屋漏偏逢连阴雨,对儒学宗教化最大的打击,是外来文化的影响。
东汉初年,佛教传入了中国,和擅长造神的印度人相比,崇尚现实主义的中国人,在神学方面落后得不是一点半点。
佛教不论是在思想的博大精深上,还是在逻辑的严密性上,都对中国的本土宗教,是彻头彻尾的降维打击。
而儒家学说此时偏偏又走上了歧途,试图用谶纬神学,这种原始的巫术级别的宗教,来给自己加分,结果在佛教的冲击下,顿时显得漏洞百出,大批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儒家思想,投入了佛学的怀抱。
再加上西晋末年,五胡乱华,少数民族入主中原,汉人被迫纷纷南迁,更让儒家知识分子充满了幻灭感,佛教趁机攻城拔寨,迅速扩大影响,儒家思想被彻底的边缘化了。
正如杜牧在《江南春》里写到的,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,只不过北方更喜欢开凿石窟而已,著名的龙门石窟,云冈石窟和巩县石窟,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。
儒家在汉末走向了全面危机,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?
首先是儒家思想,在汉代并没有变成一场社会运动,它仅在上层知识精英这个小圈子内传播,变成了他们巩固自身权力的工具。
而察举制度更是加剧了这种上下阶层的分化,虽然汉武帝设立这个制度的初衷,是为了选拔人才,促进社会上下层之间的有序流动,但这个制度的设计是不完备的,本身是充满了各种弊端的。
这就让掌握了选拔人才权利的政府官僚们,把它变成了一种互相之间的利益分配,最终导致了士族对知识和权力的绝对垄断,演化出了九品中正制,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,门阀政治的形成。
皇帝为了对抗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族同盟,就不得不大量任用宦官和外戚,又进一步造成了政治环境的恶化,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争,外戚和宦官之间的较量,都是这种政治生态的必然产物。
汉代的这种封闭的政治生态,造成的上下阶层的隔离,所带来的最可怕的后果,就是儒家思想无法下沉,然后给了各种邪教乘机而入的机会。
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,就是中国本土的草根道教,在吸收了新传入的佛教的一些先进理念之后,发展出了一种强大的民间信仰,变成了压倒东汉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其次是儒家思想在汉代并不成熟,理论也不完备,出现了今文派和古文派之争,王莽为了实现篡汉的目的,就必须证明禅让制度的合理性,效仿尧舜的故事,因此就不遗余力地支持古文派。
而古文派推崇的上古政治,和汉代的社会现实是格格不入的,但是王莽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,就只能在复古这条路上越走越远,最后导致了西汉的崩溃。
而东汉的建立,同样也严重缺乏政治合法性,因此就只能不断地强化天人感应学说,把它异化成了一种宗教理论,这就和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,反而会削弱儒家思想的合法性,最终会引发上层知识精英,对儒家思想的抛弃。
所以任何一个国家,如果政治理论和治国实践完全脱节,上下层之间不能实现有序的流动,那这个国家就一定没有办法,形成一种全民共识,这个国家就始终是脆弱的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,就像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和共和制度,就不可能有古罗马的兴盛一样,同样,如果没有汉武帝独尊儒术,罢黜百家的话,也就不可能有大汉帝国的辉煌。
按照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的作者,爱德华·吉本的说法,罗马帝国是毁于基督教的传入,同样大汉帝国的灭亡,也是毁于道教的复兴,佛教的传入。
南北朝期间,儒家思想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,似乎就要日落西山了,但是突然之间,它又凤凰涅槃,浴火重生了,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了,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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