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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人类所有的种族中,为什么中华民族更适应未来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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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学新说(十二)

作者 | 罗马主义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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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面我们讲了,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,就在政治制度上,经济体系上领先了西方,甚至在人种上,也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种族,注定就该成为世界的领导者,为什么呢?

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这是在自嗨,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

在传媒学说中,有一群英国学者,分别是罗杰·希尔福斯·斯通、大卫·莫里、埃里克·赫西,还有莱斯利·哈登,曾经致力于研究,信息的传播方式对社会的影响,后来罗杰·希尔福斯·斯通,在1994年,出版了一本叫做《电视与日常生活》的专著,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,叫做“驯化理论”。

那这个“驯化理论”究竟讲的是什么呢?

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,那就是信息的传播方式,会影响人类的行为模式,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组成结构。

也就是我们人类,其实一直在被环境所“驯化”。

那这个理论,又和我说的中国人这个种族,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之间,有什么关系呢?

其实核心就在“驯化”这两个字上面,动物学家在非洲观察大猩猩的时候就发现,它们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。

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灰背大猩猩,就是一只超猛的雄性黑猩猩,独自霸占一大群雌猩猩,一见到同类就拼命地拍胸脯,然后冲上去打个你死我活的那个残暴种族。

在人类所有的种族中,为什么中华民族更适应未来?  第1张

还有一种叫做倭黑猩猩,跟上面那种大猩猩,其实是同祖同宗,但他们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,倭黑猩猩之间都是和平相处,共享食物,即使双方之间有分歧,最后也会通过做爱来解决,甚至同性都是如此。

在人类所有的种族中,为什么中华民族更适应未来?  第2张

很有点俗话中说的,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的意思。

基因测序发现,这两种黑猩猩,变成了不同物种的时间很短,那是什么因素,造成两者之间,迥然不同的差异呢?

科学家们发现,根本的原因是环境。

大部分大黑猩猩都生活在食物匮乏的环境里,所以同类之间,必须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,而倭黑猩猩生活的环境,几乎全都食物充足,所以彼此之间,更倾向于合作。

因此他们走上不同的进化道路,完全是环境造成的,而且科学家们进一步的研究又发现,无论是黑猩猩还是倭黑猩猩,和人类的差距都非常小,特别是倭黑猩猩,和人类可能就差几组基因。

所以有些科学家们推测,我们和他们的不同,可能也是环境造成的。

当东非从热带雨林变成了大草原之后,我们的祖先被迫从树上下来,无意间学会了用火和使用工具,成功地变成了食物链的顶端。

在人类所有的种族中,为什么中华民族更适应未来?  第3张

在这个过程中,由于个体的人类,无论在力量和速度上,都不是其他动物的对手,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彼此之间的协作,就需要交流,进而发展出语言,最后就变成了我们今天这个样子。

所以人类的成功,本质上也是被环境“驯化”的成果。

假如按照这个理论继续推导的话,我们就会发现,为什么人类开枝散叶到了全世界,可是进步的力量,却始终只出现在,欧亚大陆上那几个有限的地方呢?

原因很简单,还是环境,它塑造了不同民族的性格。

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,他们都居住在地中海边上,周围有无数的富裕国家和城邦。

地中海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,都是风平浪静的,这让他们有了航运的便利,因此发展出了商业文明。

而商业文明必然会带来尊重私有财产,尊重个人自由的价值观,因此他们的政治体制,必然也就是一种买卖方式,也就是一种利益交换。

而暴力能力,就是这场交易的筹码。

民主制度在本质上,就是一种不流血的暴力较量,因为投票代表的不是公正和公平,而是显示各方暴力能力的大小,也就是展示双方的筹码。

因此只有暴力的拥有者,才能参与这种政治游戏,所以民主政治一定是强者的游戏,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和古罗马,既是民主制度的,又是奴隶制度的。

而东亚文明则恰恰相反,我们远离大海,陆地上运输成本极高,所以中国古代的商业,都是以奢侈品为主,不可能像古希腊或者古罗马人那样,靠廉价的海运,进行大宗的商品贸易,从遥远的西西里或者埃及购买粮食,因此我们不可能发展出商业文明。

所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人,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,实力弱的时候,就和别人做生意,实力强的时候,就直接去抢劫对方。

而对古代中国人来说,我们所处的环境,就要险恶得多,周围的邻居,都是又穷又难缠的游牧民族,从他们那里不仅仅捞不到任何油水,相反还要随时防止被他们打劫。

所以中国人自古面临的生存压力,一直要比同时代的欧洲人高,因此中国人就需要更高的智慧,而中国人找到了这个出路,这就是儒家政治。

这个政治思想的核心,就是用集体的力量来克服个人的不足,调动全民族的力量,形成大人打小孩的局面,对外能抵抗凶悍的游牧民族的侵略,对内能实现大规模的水利建设,满足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。

而要想形成一个集体,就必须要有彼此之间的认同,儒家的策略,就是把整个天下当做一个大家庭。

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,第一个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,承担父亲这个角色,第二个就是所有的人,至少在理论上,都必须受到公平的对待。

而要想实现这一点,就必须要有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王朝,外加一个普遍平权的平民社会。

所以中国是人类历史上,唯一一个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国家,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中华文明要比西方文明,其实更加文明。

这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奴隶,而是说中国从没有像古希腊或者古罗马那样,依靠奴隶作为主要生产力,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。

而为了实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,中华文明也是人类所有文明中,第一个实现了文官统治的国家,这就是现代文明的标志。

在所有的古代社会里,只有中国是通过获取知识,来实现阶级跨越的民族,这种流动规模,在所有的古代社会里,也是独一无二的。

经过了两千多年的锤炼,中国人被我们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,“驯化”得比其他任何民族,更热衷于教育,更遵守纪律和社会道德规范,因此也就更加适应一个相互协作的大一统社会。

理解了这一点,我们就能理解,西方人在前两个世纪,为什么被称作最优秀的种族,因为当航海技术,让整个地球连成一个整体之后,人类社会,就好像回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地中海时代,这是他们文明的根,他们当然最适应这样的生活。

所以在这个时代,以盎克鲁撒克逊人为代表的欧洲人,他们引领了世界的发展,就是最优秀的种族,尽管这句话听起来政治不正确,但这就是一个事实。

在人类所有的种族中,为什么中华民族更适应未来?  第4张

同样的道理,我们也能理解,犹太人为什么在最近的这一百年里,能够咸鱼翻身的根本原因。

因为欧洲的中世纪,很像中国的战国时期,那个时候武力为王,骑马舞剑的本领才是最重要的。

而只会经商放高利贷的犹太人,自然就被排挤到了社会边缘,就像过街老鼠一样,被人人喊打。

可是等到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,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之后,犹太人在上千年里,磨炼出来的金融和经商能力,立刻就有了用武之地,让他们成为了今天的西方世界里,事实上的统治者。

所以一个民族是否是优秀种族,本质上是由环境和历史发展方向所决定的。

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,我们再来看中国,虽然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,我们没有赶上大航海和资本主义的这一轮浪潮,一时落伍,甚至被称为东亚病夫。

但是当冷战结束,整个世界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之后,世界开始向大一统迈进,而这恰恰是中华民族最擅长的,所以我们能在这个时代崛起,绝不是偶然的,

既然人类的未来一定是全球化,那中国人一定就会取代犹太人,盎克鲁撒克逊人,还有其他欧洲人,成为未来世界的中坚力量,因为我们比他们,更适应这个时代趋势。

说到这里,有人可能会产生疑问了,那既然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,走入了儒家正轨之后,就在各方面都遥遥领先了,可是为什么后来,汉朝还是灭亡了呢?

有一句话叫做,理想有多丰满,现实就有多骨感。

没有一种文明是一蹴而就的,儒家思想也是如此,它也是在摸索中前进的。

儒家思想在汉代遇到的最大问题,就是理论在落地的过程中,不断地向现实妥协,最后被扭曲到,彻底偏离了儒家的正轨,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?

第一个问题,董仲舒改良后的儒家,强调中央集权,提倡圣王之治,但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屈服在权威之下,而是强调要进行有效的监督,可是在现实中,他们却找不到让监督真正落地的办法。

孟子在《滕文公章句下》里说,“孔子作《春秋》,乱臣贼子惧。”这话说得气势磅礴,但其实也反映了儒家的无奈,那这是怎么回事呢?

《左传》里记载,鲁襄公二十五年,齐国权臣崔杼,把齐国国君杀了。齐国太史如实记录:“崔杼弑其君”。

我们知道,国君被杀,肯定叫弑。但是写法,有讲究。

如果说,国君是个变态,大家都受不了他了,这时有人把国君杀了,史官记录的时候,就会不点凶手的名。

所以,按照崔杼的期待,太史应该写:“齐人弑其君。”齐国人把他的国君杀了,表示杀这个国君,是广大国人共同的意愿。

但太史写的是“崔杼弑其君”,表示就是你崔杼是乱臣贼子。

于是崔杼火了,就把太史给杀了。

当时太史这个行业,都是家族垄断的。于是太史的弟弟接任,还这么写,崔杼再杀,但是太史的弟弟很多。又接任太史的小弟弟仍然不改口。崔杼只好放弃了。

而且即使他再杀也没有用,因为“南史氏闻大史尽死,执简以往。”南史氏是太史之下的低级史官,他赶过来了,准备用自己的血,把“崔杼弑其君”这几个字继续写下去。(引自刘勃的国学课)

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发现,儒家最厉害的武器,其实就是耍笔杆子,搞舆论监督,不论是齐国的太史也罢,还是孔子做的《春秋》,本质上都是想用唾沫把暴君给淹死。

如果独裁者还要点脸面的话,这招也许有点用处,可是如果当政者早就把屁股露在外面了,他还会在乎这些吗?

因此在真实的政治中,此前的儒家,是没有能力遏制集权政治走向暴政的。

董仲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他发明了天人感应学说,用老天爷来吓唬皇帝,但同样作用有限,这又是为什么呢?

因为前面我们讲了,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是非常实用化的,有好处就信,没好处就不信,儒家自己对鬼神,都是三心二意的,却想用这个办法去限制皇权,效果可想而知。

所以汉朝的皇帝,更多地是拿儒家来装点门面,并不是真信。

比如汉元帝年轻的时候,就一度曾经真的相信儒家,他当太子的时候,就曾经劝他父亲汉宣帝,要按儒家的方式去治理国家,多启用儒生,可是马上就遭到了他父亲的责骂,说我们汉家自有制度,回去搞周朝那一套做什么?这伙儒生不识时务、厚古薄今,不能委以重任。

儒家遇到的第二个问题,就是此时的儒家,自己也是分裂的,不论是政治理论上,还是经济制度上,并没有一个权威标准。

汉景帝的时候,曾经开过一个理论研讨会,主题是商汤灭桀、武王伐纣,到底有没有正当性。

黄生说:“没有!臣子怎么能造皇帝的反呢?”

辕固生说:“有!皇帝干得不好,大家就可以造他的反。”

没想到这两种说法,都让汉景帝很尴尬,同意他吧,那将来别人岂不是可以用这个理由,来造自己的反,不同意他吧,那他刘家凭什么又取代了赢家呢?

这意味着婊子和牌坊不可兼得,所以,儒家的有些理论,汉朝的统治者是接受不了的,因此汉景帝说:“吃马肉不一定要吃有毒的马肝,以后不许聊这些话题了。”

同样,关于国有企业该不该搞的问题,汉朝的知识分子也是争得一塌糊涂。

汉武帝死了以后,主持朝政的霍光,专门召集了当时的财政部部长桑弘羊和民间的知识分子,也进行了一场辩论,这就是著名的“盐铁会议”。

在人类所有的种族中,为什么中华民族更适应未来?  第5张

民间知识分子指出,国有企业质次价高,效率低下,贪污腐败横行,而且与民争利,导致经济发展陷入停顿,所以必须要彻底废除。

但是负责财政的桑弘羊指出,国家要运转,就必须要有钱,而在政府筹集资金的所有模式里,国有企业是政治成本最低的,收益最可靠的,所以不能废除。

双方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都有绝对站得住脚的理由,吵了半天,也没有分出一个胜负,最后主持政务的霍光做了一个折中,保留了盐铁专卖,废除了酒类和其他不太重要的国家垄断行业。

如果说上述问题,还是在儒家政治的可控范围之内,属于摸索中前进的话,那么接下来一个人的极左表演,彻底毁掉了整个西汉,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?

欲知后事如何,请听下回分解,如果觉得本文可读,别忘了点赞和分享,谢谢大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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